《论语》“学而时习”章易源探微

《论语·学而》首章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后文简称“学而时习”章。）为什么以此章居开篇之位？其中的三句话，是相对独立的三节，还是有内在联系的一个整体？本文对此试作探究。

一、《论语》一书的架构

传世的《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文集，成书于战国前期。全书20篇492章，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论语》语言简练，用意深远。简练，就是简单精练；深远，就是既有表面之义，又有丰富内涵。所以读懂《论语》既要明白字面的意思，还要对孔子及其弟子所处的时代、生活的经历、言论的背景等有所了解，才能真正悟到孔子言语的深意。如果只了解字面的意思，可以说是对于经典的亵渎。

《论语》的二十篇，各篇的内容有各自篇章的共性，但是仍然是相对松散的。原因就是《论语》记载的孔子言论，每一章没有指明是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境下说的。虽然有的章句可以推测出大概的时间，但是大多数还是已经无法推究考证出孔子说这些话的具体时间了。《论语》不同于《左传》《史记》这些编年体的史书，所以《史记·孔子世家》及《左传》中记载了一些孔子言论的时间地点，但不是每一章都能考证的。《论语》无纪年，从时间的角度结构松散，这是《论语》一书的一个基本特征。

二、以《学而》为首篇的诸家之说

宋代学者邢昺在《论语注疏》中说：“此篇论君子、孝悌仁人、忠信，皆人行之大者，故为诸篇之首。”孔子虽在《论语》诸篇章中每每谈及君子，但是首篇首章中却以“人不知而不愠”作为君子的一个必要条件出现在首篇首章。因为《学而》篇第二章即言孝悌，所以邢昺认为首章孔子谈及的是“君子”，即首章虽为三节，但是重心是“君子”。

南梁学者皇侃在《论语义疏》中说：“以《学而》最先者，言降圣以下皆须学成。不学，不知道，是明人必须学乃成。”皇侃认为以《学而》篇为首，开宗明义指出《论语》一书是以“学”为基调，为中心。在对“学而时习”这首章的注疏中，引用了马融、王肃、包咸、何晏、皇侃、江熙、郑玄等人的注疏，但是并未谈及为何将此章置于篇首。

南宋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学而》篇）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朱熹谈到了“道”与“德”，但是在对首章的注释中，引用了程颐的很多对于“学而时习”章的注解和发明，但是也未对将此章作为首篇首章做以论述。（我认为朱熹非是不知，只是他不言。原因大概是为尊者讳。）

三、“学而时习”章释义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学习，动词。朱熹注为“效也”。效就是效仿，模仿。学习的最终目的就是学做人，或是说做人。如学走路，学认字，学吃饭，学开车，学雷锋，学圣人，就是模仿和效仿那些有能力、有技术、有品德、有贡献、有理想的人，就是学习人的生存之道和立身之道。清代的学者毛奇龄《四书改错》中认为朱熹将“学”字释为“效”“错矣”。他认为学是“道术之总称”。意即学就是“学问”的意思，“知识”的意思。实际上无需纠结于此。学问、知识也是通过学习的途径得来的。时，适时，合宜之时。习，朱熹取《说文》：“习，鸟数飞也。”认为“习”就是“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说，即悦，两字通假，喜悦。全句意为：学习各种知识和本领，等到基本掌握这些知识和本领后，能够在适宜的时机进行练习，进行实践，用以检验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本领是否有用，是否牢固，是否全面。这难道不是一件令人喜悦的事吗？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流行的解释为“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地而来，这难道不是一件乐事吗”。将“方”释为地方。所谓风雨故人来。朋友不畏千里之远，不畏旅途艰险，不畏风霜雨雪，前来和故友相聚，畅谈阅历，交流学问，人生乐事啊！在班固的《白虎通义·辟雍》引《论语》曰：“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但是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认为：“有”作“友”，非。实际无论是“有朋”还是“朋友”，意思是相同的，这两个词的中心是“朋”，而不是“有”或“友”。清朝著名学者俞樾《群经平议》中认为“方”字当取《说文》义。《说文》：“方，并船也。象两舟省总头形。”许慎说“方”这个字，是将两条船或独木舟并排在一起的样子，是一个标准的象形字。俞樾认为“故‘方’即有‘并’义。”他是认可将“有”字读为“友”字的，他认为“曰友曰朋，明非一人，故曰并来。”即“方来”义为“并来”。整句话的意思是：既有友，还有朋，他们从远地一起来到了我这里。因为“友”“有”两字古文中通用，“方”字最初之义，就是以象形之法造字之初的本义即为“并船”。所以以上两种解释均可。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礼记·哀公问》载：“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们不知晓，不了解我，但是我心里对此也不怨恨，这难道不是君子的素养和品质吗？人们不知晓，不了解的“我”是个什么样的我呢？结合上两句，应当是一个好学笃行，声名遐迩的人。这样的“我”还有人不知，足见其闭目塞听。如果不是闭目塞听，那就不是不知，而是有更深层的其它原因。

四、“学而时习”章与《坤》卦的联系

《周易·系辞》中，有很多孔子对于《易经》爻辞的释读，在《帛书易传》中也有传世《系辞》中未予辑录的孔子对于爻辞的注释。孔子的注解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易经》卦爻辞的含义，从而避免简单的望文生义，妄加猜度。在《系辞》中孔子注解爻辞的形式，普遍是先摘录爻辞，然后附以孔子的注解，都是“子曰体”，即语录体，这和《论语》的语录体形式完全相同，只不过在内容上《系辞》是将爻辞位于“子曰”之前，也就是“子曰”针对的问题和对象，而《论语》中却是直接以“子曰”起始，孔子言论的背景需要后人自己去抽丝剥茧的分析。

近读程树德先生《论语集释》一书，感悟到非只《系辞》中和《帛书易传》中记载了孔子对爻辞的注解，在《论语》一书中，也有些语录，应是孔子品读《易经》的“读后感”，与《易经》的爻辞有着紧密的联系。我认为“学而时习”章的三句话，概是孔子读《坤》卦的卦辞和爻辞的所感所悟，也就是说这三句话本来是孔子注解《坤》卦卦爻辞的文字。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概是对《坤》卦六二爻爻辞的释读以及由这句爻辞带给人们的启发。《坤》卦六二爻辞：“直，方，大。不习，无不利。”“直”是确定目标，付诸行动，矢志不移。“方”是阴阳并行，是在到达目的过程中要根据遇到的具体困难和问题进行分析，相据情况有所因应，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不要做违背自然规律和自然条件的事。“大”就是只要按照“直”“方”的要求去做，日积月累，付出的行动所收获的回报就会越大。依照孔子在《帛书易传·二三子问》中所说，“直”就是“坚强行之，不可挠也。”“方”就是“尊威精白”。（尊，礼敬。威，畏。精白，精，日之精。白，皎白。精白本指日月，也是代指阴阳。“尊威精白”就是敬畏阴阳的变化。）“直方大”三个字有每一个字的象和每一个字的义，也有将这三个字通过因果关系而联系起来表示的整体之象和整体之义。除此之外，“直方大”还是《坤》之道的集中体现。在《坤》卦文言中，“《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至顺乎！承天而时行。”这段话中“德”有“利它”之义，“主”即阳。这段《文言》的意思是说：“《坤》卦六爻皆阴，相较于《乾》卦六爻皆刚，《坤》卦是六爻皆柔。但是柔是每一爻显现出来的象，实际上每一爻之内也如每一卦一样，往往是有刚的因素，有柔的部分。当《坤》卦某一个阴爻之中的刚的部分占据了主导地位，爻象就会由阴爻变为阳爻，这一爻的特性也会由静变为动。独阳不生，独阴不长。当至静的阴爻想要有所生发，有所向往，有所建树，想要改变这个至静的状态，那就要动起来，有所行动，且动静相宜，才能有“利它”的结果（如在沙漠中种树。如邓小平同志说“穷了几千年了，不能再等了”）。起初是纯阴或阴占主导地位的状态，后来阴得到了阳，阴阳和谐而各安其守，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阴阳之道并行而不悖。大地包含了万物，而且能化育万物。坤道大概是指顺应天道，顺应四时吧！坤道能够上承天道，与时偕行。《坤》卦《文言》指出坤性柔，以静柔为主，但是静中有动，柔中有刚。《坤》之德为阴阳并行，既非是纯阳，也非是纯阴。《道德经》四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和阳借助“气”的调和而阴阳一体，这也是《道德经》对“方”即“阴阳并行”的一种解读。（《坤》之象有至阴的时候，如“用六”之时，这个时候就是纯阴至极的状态，除此之外，都是阴阳并行的状态，只不过是有度量或程度的区别。《系辞》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也是说只有阴阳结合，阴阳和谐，才能创生、始生万物。）坤之道为顺，坤性坤德坤道在“直方大”中都能体现。

“习”，甲骨文为上面羽字，象鸟的羽毛，或说象鸟的翅膀。下面是个日字，或是口字。郭沫若说甲骨文的习字“盖谓禽鸟于晴日学飞。”《说文解字·习部》：“习，数飞也。”“数”读为“硕”声。“数飞”就是屡飞。“数”就是屡次的样子。我认为甲骨文中羽字下面的日或口，不是日光或太阳的意思，也不是后来学者考证的“白”“自”，而是鸟巢的意思。成鸟可以在天空中在太阳下自由翱翔，而幼鸟离巢之前，只能在鸟巢里站着不断的拍打着翅膀，感觉着风或气流的方向，感觉着空气给翅膀带来的阻力，锻炼着自己的力量和胆量，目的是为了能顺利的离巢，飞向自由的天空，不再依赖父母喂食，而能够“自求口实”，独立的面对着天空和大地。“习”就是屡次重复做着扇动翅膀的动作。为什么屡次扇翅膀？因为它的力量小，因为它胆子小，因为它意志还不坚定，因为它在居巢和离巢、家食和自求口食之间犹豫不决，因为它不自知，也不知巢外的天地万物，所以它要屡次拍打翅膀，为最后的“果行”打基础做准备。由“习”的本义“鸟儿在巢中练习飞翔”，引申出人类学文化学知识的意思，这就是现代所说“学习”的含义。由鸟类学飞的动作有反复多次的意里，又引申出“复习”“熟习”的意思。引申义众多，但“习”的本义是“数飞”，许慎对篆书“习”字的释文和甲骨文“习”字的本义是相同的。（贾谊《治安策》中说：“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习即数义，屡次，经常。）在《坤》卦六二爻辞中，“不习”的“习”，取“数”义，即“屡次”义。（这和爻辞“方”字取“并船”的“并”义的取义方法是相同的。《论语·八佾》“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也与爻辞“方”“习”的取义方法有相似之处。）“不习”，即不屡次。

在《坤》卦六二爻辞“直方大。不习，无不利”中，“不屡次”做的是什么呢？我认为爻辞的意思是说“不屡次的违反直方大”。“直方大”，这是坤之道，地之道。大地上的万物都应遵循地之道。地之道也是自然之道。人做为万物之灵，也要去认知和体悟这种自然之道，并且依照自然之道去为人去行事。直道而行，知行知止，知静知动，知浮知沉，知行知藏，谋自善始，以达善终。这应该成为每个人每时每事的法则。人如果能持之以恒的依照这些法则立身行事自然是大吉。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但是如果一只雏鸟总是在巢中练习飞翔，却始终没有勇气和胆量离开安全的巢穴，飞向天空，那它的翅膀就成了摆设，它的练习飞翔的动作也就没有了意义。一个人有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理想，并决定为此奋斗终生。过程中如果恒心不足，偶尔思想上滑坡，行动上怠惰，意志上不坚定，没能依照坤道法则去要求自己，《坤》卦六二爻辞宽容的告诉你，只要你不是经常屡次的这样，还能从弯道及时回归到正道上来，短期来看是有咎害的，但是从长期来看，也没有什么不利的。这和“不恒其德或承其羞”那种严格的要求似乎矛盾，但却是有原因的。因为这是《坤》卦之始，是在柔弱的状态时。对于有志之人当然是“立长志”了，对于意志不坚定、容易反复的人，允许其“常立志”，不要提严格苛刻的要求，因为地之道是“直方大”，但是并非万物和人类都能很好的遵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当违反坤道时，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有所改正，不能说吉，但可以说无不利。能“知行合一”，能“不贰过”，这对万物和人来说，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孔子赞赏颜回好学，其中一点就是“不贰过”。孔子这是夸赞颜回已经能够按照“直方大”的自然之道去要求自己，而且已经做到了不习[违]。）如果经常违反自然之道，那肯定就会有咎害了。（《尚书·益稷》载：“庶顽谗说，若不在时，侯以明之，挞以记之，书用识哉，欲并生哉！”古代人对于那些不争气的家人族人国人不是一概以弃民待之，而是仍然宽容的给他们机会。“天地之大德曰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都体现了坤道“厚德载物”的属性。）“不习，无不利”是指“不习违，无不利”。习，也就是习违，则不利。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不言学习的内容，但他所学习的肯定不是稼穑园圃的知识。如果说这句话是《坤》卦六二爻辞对于他的启发，那么他学的，应该是类似“直方大”这样的“坤”之道，也就是学的是“大道”。“时”同于《文言》中“承天而时行”中的“时”，适时，合宜之时。“习”取“数飞”之中飞字的动词之性，实践，练习的意思（这与《坤》卦六二爻辞中“习”取“数”义有区别），意即我学习了天道地道和人间至道，并能适时的在我的人生中进行实践，把大道转化成我的行动，这难道不是令人喜悦的事吗？孔子所说的“说”（即“悦”），在《易经》中多次出现。如《益》卦《彖》曰：“损上益下，民悦无疆。”《兑》卦《彖》曰：“悦以先民，民忘其劳；悦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这两处“悦”都和“民”有关联。既然称民，则非一人或少数人，应是指民众，庶民。《彖》传也是孔子所作，（《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以上所引两处，第一处中“损上益下”与《道德经》中“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相似，所以说“损上益下”这可以称为“天道”，第二处中使民以悦，则民众忘劳忘死。悦是喜悦。是什么能让老百姓喜悦的程度达到了忘劳忘死的境界？原因是“悦”本是“兑”，是八经卦之一。兑为悦，为泽，泽之义为福泽。因为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一个组织能给老百姓带来福泽（这种福泽既包括现实可见的，也包括未来可期的），所以老百姓才愿意为了这份福泽去赴汤蹈火。实际上第二处《彖》辞在《论语·卫灵公》中也有体现，即“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矣。”居上位者实行仁政，带给百姓的是福泽福祉。实行仁政，百姓拥戴。如《诗·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这就是“民忘其劳”的体现。可见百姓最大的福泽，就是上位者实行仁政。而实行仁政，则是人道。练习和实践的是天道，地道，人道，这也不是普通人可以奢望的。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应该是士大夫的理想和追求。能够学有所用，使百姓得到福泽，如果使得“民悦无疆”，作为执政者，当然也是喜悦的。所以“学”的内容是“道”，“习”的途径或平台就是执政。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概是对《坤》卦卦辞“西南得朋，东北丧朋”的释读。卦辞中的“朋”，指的是货币，钱财，进而指物资、财力。引申义是朋友。实际上甲骨文的“友”字表示的是两只方向相同的手，指志趣相同的人，目标理想相同的人。所以“朋”有物质支持的侧重，“友”有力量支持的侧重，朋和友还是有所区别的。卦辞中说“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是因当时的周国是商朝的一个诸侯国，地处关中平原。周国于西南方多友邦（《尚书·牧誓》中提及了“庸、蜀、羌、髳、徽、卢、彭、濮”等八个诸侯国），而东方北方有密国、崇国以及商朝这些对周国不友好的邻邦。《诗·大雅·皇矣》“王赫斯怒”，意即周文王时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终于决定不再忍受密国和崇国对周国的“不恭”，发兵灭之。《史记·周本记》载当时文王除了伐密伐崇之外，还“败耆国，伐邘”。周文王为周武王灭商指明了道路，扫除了障碍，树立了信心。周武王灭商时期，“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首次会盟并未剑指朝歌。又过了两年，商纣更加无道，武王认为灭商的时机成熟，于是率师再次渡过盟津，此时“诸侯咸会”。周武王自己有“兵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而各地诸侯汇集到周武王身边，他们的兵车有“四千乘”，兵车的数量是周武王“嫡系”的十三倍，甲士则不计。周武王或者太公望心里也可能会发出同样的感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些诸侯不但为武王伐商提供了人力的支持，也提供了物质的支持。《孟子·公孙丑下》载：“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所说，正是武王灭商的历史经验与教训。《革》卦卦辞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商汤和周武王变革了夏殷的天命，顺应天道，应合人心，符合仁道。所以“西南得朋”是因为周国自太王至于武王，所做所为都是顺天应人，践行天道人道的（人道即仁道）。“有朋自远方来”，来到太王、文王、武王身边的原因，是因为这“三王”所行为天道人道；来到孔子身边的原因，是因为那些将天道地道人道视为光明的人，他们追寻着光明的所在。而孔子正是这样悟到天道、地道和人道的圣哲之人。《文心雕龙》说：“玄圣创典，素王述训。”那些来自远方的志同道合的人，不是因为“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不是因为“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不是因为探讨簋簠樽爵的制作方法而相聚。作为君子，作为士大夫，他探讨的是形而上的道，而不是形而下的器。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句概是对《坤》卦六三爻爻辞“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的释读。“章”，《周礼·考工记·画缋》：“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画作、绣品以及万物，红白相间的花纹，就称为章。章的本义是花纹，纹饰。“含”是里面存有，包括在内的意思。“含章”就是“里面存有红白相间的花纹”。《坤》卦六爻是讲的一年四季种子春种夏管秋收冬藏的过程。（详见拙作《坤卦六二爻辞象释》）六三爻《象》传说：“含章，可贞，以时发也。”“发”是生长、生发的意思。“含章，可贞”这句爻辞的意思就是庄稼已经出苗，果树已经含苞待放，大地上的各种植物都在茁壮成长。“周原膴膴”，“彼黍离离”。此时正是桃花红杏花白的时候侯，大地就像一张色彩斑斓生机勃勃的画卷。这是个丰收的好兆头。就人而言，一个人已经通过学习，实现了华丽的转变。由空空如也，到满腹经纶，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好像什么都懂了。这也是一个人的“含章”。“或从王事，无成有终。”一棵嫩苗，一朵花苞，它们的理想、目的、追求、使命是长成一棵成熟的庄稼，长出一颗饱满的果食，使它们到了秋天后，也为大地铺上黄色的衣裳即铺满丰收的颜色做出自己的努力。但是或许嫩苗遭遇害虫啃噬，遭遇风灾雹灾；花苞也许虽然开放，但是因为风雨鸟雀，嫩苗花苞不能长成庄稼和果食。对于嫩苗和花苞来说，“黄裳”就是天地付予它们的“天命”，也即“王事”。虽然没有成功，有“桃之夭夭，焯焯其华”，而无“有蕡其实”，但是因为青苗和花苞的生长和开放都符合天地之道，即便没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是也做到有始且有终。就人而言，“学而优则仕”。学有小成，就去从事国家事务的处理和解决，可能不会顺利完成，但是在运用所学知识处理国家事务遇到困难和阻碍时，如果能够继续通过学习的方法和途径增强自身的能力，寻找问题解决的突破口，各种问题和困难还是会解决的。这就是人的“无成有终”。

历史上这样的人很多。比如苏秦，他是鬼谷先生的学生，学业结束后，自己在各个诸侯国之间游说，历经数年，不但没有得到轻裘肥马，反而生活困顿，狼狈归家。此时，苏秦已不是胸无点墨，白丁一枚，可以说是腹有诗书文章，可以说是“含章”。但是爻辞“可贞”是说如果占得“含章”，只能说这是个尚可、有希望的占问，不能象六五爻那样“元吉”，即大吉。这是因为虽然“含章”，但是还有很多不确定性。苏秦“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可以说是“无成”。但是也可以说是他的第一次失败的游说结束了，无论成败，都有一个结束。这就是“有终”（《诗·大雅·荡》“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此处的“有终”指的是“有善终”）。后来苏秦忍辱负重，发奋读书，把连横大业经营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辉煌程度，苏秦也实现了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这也说明“成”非易事，不是简简单单就能达到的。这样的人和事不胜枚举，如赵括纸上谈兵，卫太子刘据被迫举事自卫，曹操以铁索联结战船，明代朱允炆的削藩，甲午海战，百日维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都是类似的事件。当然，所有的事件都有一个萌发、开始、中间、结束的过程，世俗所称的成功或失败的事情，都要经历这一过程。任何的“成功”，也都是从“含章”这个环节经过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就是一个人想成为君子，必须要通过学习使自己有知识有本事，所谓的腹有诗书。但是具备了这些之后，还要含蓄内敛，包藏不显，含而不露。不要象个孩子一样，才认识了自己的名字，就去和父母家人炫耀。“人不知而不愠”是说学习终是为己，是为修身立命而学，而非是向人炫耀的光圈。“人不知而不愠”，与这句话对应的就是“人知而不喜”，别人是否知道我，不应该影响自己的情绪。吹嘘、卖弄、炫耀、招摇的事情屡见不鲜，但是这不应当与“学”有关，不当与“君子”有关。

五、试论“学而时习”章居于篇首的原因

“学而时习章”的三句话，概是孔子在学习《易经》时，对于《坤》卦卦辞和六二、六三爻爻辞的解读与感悟。《坤》卦的卦辞爻辞，向世人揭示的是大地自然之道，通过对于农事活动一年来各个阶段的特点，来彰显大地上的自然万物本身具有且应当遵循的自然之道。《坤·文言》说：坤性“柔静”，坤德“方”，坤道“顺”。“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孔子在《文言》中已经提及了君子如何学习坤德坤道。《论语》首章的三句话，是孔子从学习做一个君子的角度如何去认识和践行坤道坤德。君子是人类的典范，是百姓的行为和精神的标杆。君子当学习天道，地道，人道，这是学的终极内容；学成以为君子，这是学的最终目的；学，是掌握参悟天地人三道以成君子的唯一途径。

《道德经》六十九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的这一思想，也是缘于《易经》，也可以说是老子读《易》的读后感。“人法地”是基础。我们常说大地是人类的母亲，大地的品德就是慈爱、包容，她养育着我们，无私而静默。君子应当学习这些品德。

《论语》“学而时习”章的内容可以稍作改动，即：“学而时习之，君子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君子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三句话都是君子在学习坤道之时的所感所悟，是孔子仁道和忠恕思想的集中体现。《系辞下》：子曰：“乾坤，其《易》之门耶？”意即《乾》《坤》两卦是开启通向《易经》蕴含大道的两扇门。《论语》以孔子解《坤》卦的文字作为篇首，是开宗明义的讲：《论语》是以《坤》道为门。但是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在学习天道地道之前，先要学习做一个器，如做个瑚琏，如不做朽木，不做粪土之墙。由器而至君子，君子应去探索学习天地之道，这已经是学习的终极目标了，也就是说在进入《坤》道之门前，人首先要学习做人，学习做一名君子。

清代学者阮元《研经室集》中说：“此章三节皆孔子一生事实，故弟子论撰之时，以此冠二十篇之首也。”阮元认为此章三节是孔子对于自己一生一个至为简练的总结。孔子曾摄相事，弟子三千，来自齐、鲁、卫、陈、蔡等国家。他在鲁、卫、楚、齐等诸国都不被重用，但是他依然弦歌不辍。似乎阮元说的有理，因为此章三节在孔子的人生经历中都可以印证。但这三节非只为孔子量身定做，只是孔子一个人一生的事实。实际上，这三节在所有人身上都有体现：有“学”，则有“不学”；有“习”，则有“不习”；“有朋”，则有“无朋”；有“不愠”，则有“愠”；有“君子”，则有“小人”。

“学而时习”章三节，是孔子所言的《坤》卦之道，大地之道。《论语》是以“易”之“道”开篇，明言《易经》是孔子的思想和言论重要的源流。（以“易道”开篇的典籍很多，如刘徽为《九章算术》作的序，许慎为《说文解字》作的序，刘勰《文心雕龙》的首篇《原道》等。）三节文字并非彼此无涉，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论语》首章，使人一窥地道之门，然后继以孝悌忠信、行仁守礼等启蒙养正的教诲，和《乾》《坤》两卦之后继以《蒙》卦用意相同。“学而时习”章中虽然提到了“学”，但是相对后面的章节，“学”不是本章的中心，本章的中心是“道”。孔子说：“道不远人。”一个真正的人，他一定是距离天道地道很近了，或是说一个真正的人，是已经浸润沐浴在大道之中了。

（回峰：沧州周易研究会会员）